昨天下午，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张焯登上“扬州讲坛”，解读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。本报特辑录现场录音，以飨读者。

代表5世纪美术雕刻最高水平

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，武州川（今十里河）北岸。北魏旧称武州山石窟寺或代京灵岩寺。石窟倚山开凿，东西绵延约1公里。现存大小窟龛254个，主要洞窟45座，造像59000余尊。石窟规模宏大，造像内容丰富，雕刻艺术精湛，形象生动感人，代表了5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。

史料中提及的武州塞，位于云冈石窟西崖之北，一直是交通要塞。昙曜建议开凿的五所佛窟，即今云冈第16-20窟，学者谓之“昙曜五窟”。昙曜五窟的开凿，掀起了武州山石窟寺建设的热潮。从北魏文成帝开始，经献文帝、冯太后，到孝文帝迁都，皇家经营约40年，完成了所有大窟大像的开凿。迁都之后，武州山石窟建设仍延续了30年，直到正光五年（524）六镇起义的战鼓响起。

成为引领推动石窟建设的样板

武州山石窟寺列入北魏皇家工程，成为几代皇帝自建家庙的自觉行动。从道武帝建国，到太武帝结束北方群雄割据的局面，北魏推行的掠夺与徙民政策，使平城迅速跃升为北中国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

北魏对西域的征服，直接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。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，平城迅速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。印度石窟造像之风，经由新疆，波及河西、关陇，至平城而特盛，进而流布中华。

武州山石窟寺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，它的壮丽与辉煌，震惊当世。作为皇家工程，成为引领和推动北朝石窟佛寺建设高潮的样板。对华夏石窟寺的推广、雕刻艺术的发展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西式设计与中式技艺

关于云冈石窟的艺术源流，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论述颇丰。其中，以犍陀罗艺术、马土拉艺术等观点最为流行。有史载以及实际图像表明，云冈早期雕刻与印度、西域艺术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。

从佛法东传的时代背景分析，凉州僧匠最初带到平城的只能是凉州模式或西域样式。从云冈石窟的工程本身分析，凉州僧匠是规划设计的主体，工匠主体是来自中原各地的汉人，因而大量运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雕刻技艺和表达方式。西式设计与中式技艺是云冈最大特点。当然，越往后来，中华传统的分量越重，自主创新的意识越强。这就是为什么云冈造像艺术并不简单雷同于印度、中亚、西域的原因。

中外造像艺术精华

云冈石窟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。同时，广泛吸收中外造像艺术精华，兼容并蓄，融会贯通，成为中国早期艺术的集大成者。

云冈石窟开凿大致分为三期，早期为文成帝时昙曜五窟的开凿，中期为献文帝、冯太后、孝文帝时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，晚期为迁洛后民间补刻的窟龛。

云冈造像分为两类：一是西域风格，一是华夏新式。集中展现了西来佛法逐步中国化、世俗化的演进过程，堪称一大里程碑。

昙曜五佛是云冈石窟的典型代表，也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的顶级作品，气宇轩昂，充满活力，将拓跋鲜卑的剽悍、粗犷、宽宏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、出神入化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。

云冈石窟中期，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蓬勃发展阶段。一方面是西来之风不断，胡风胡韵依然浓郁，占据着主导地位；另一方面是中华传统势力抬头，汉式建筑、服饰、雕刻技艺和审美情趣逐渐显露。

云冈晚期洞窟，类型复杂，式样多变，四壁三龛及重龛式是这一时期流行的窟式。造像一律褒衣博带，面容消瘦，细颈削肩，神情显得缥缈虚无。

云冈石窟，这座大型石窟艺术宝库魅力无穷。